在病理学鼻祖德国学者维尔啸的积极倡导和德国铁血宰相俾士麦的强有力推动下，病理学得到了飞跃发展并逐渐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俾士麦曾下令全德国所有的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贵族，死后都必须接收尸体解剖。20世纪20至30年代，狼疮的病理学首次被详尽的描述，并记载了狼疮是损害肾、心和肺组织的病因。与此同时，对于血液学异常如贫血（红细胞或血红蛋白下降）和血小板（关系到血液凝固的血液有形成份）数减少也作了最早的叙述。不过，直到1941年，才出现了狼疮研究的第二次突破，这次突破发生在纽约的蒙特塞雷（Mount Sinai）医院。在该院，保尔·克来帕尔（Paul  Klemperer）博士及其同事依据自己的临床研究，创造了“胶原性疾病”一词。虽然这一名称命名不当（胶原组织在患狼疮疾病时未必受累并且狼疮的损害也绝非仅限于胶原组织），但这一思路的发展则导致了狼疮现代观念的建立：基于患者体内存在抗核抗体和其它众多的自身抗体而被分类为“自身免疫性疾病”。     1932年，马林·罗帕斯（Marian  Ropes）在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综合性医院内，建立了第一所特别注重于狼疮的关节炎病房。在那个年代，还没有诊断狼疮的血液学专项检测。事实上，直到1948年，除了外用药膏和阿斯匹林外，狼疮病仍无有效的治疗用药。据当时罗帕斯（Ropes）女博士的观察，大约半数病人在治疗的2年内病情好转，而另外半数病人则因病情加重而死亡。如是，该博士便将狼疮患者分成为“脏器损害型”和“非脏器损害型”两大类，但许多病例并未做组织的病理学检查，因此不能确定患者的此种分类是否可靠，也不能准确肯定每例患者到底应归于哪一类型。1946年玛约(Mayo)医院临床病理学家马可姆·哈格拉维斯（Malcolm  Hargraves）对一例病人进行骨髓检查时，心不在焉的将一个装有骨髓标本的试管放在口袋内达数日之久（骨髓检查通常从胸骨柄或骨盆前、后上嵴或腰椎棘突抽取骨髓标本），在哈格拉维斯从口袋内取出装有骨髓标本的试管后，病理学家在显微镜下观察标本涂片时，看见了一种独特的细胞：一种吞噬大量紫红色包涵物即抗核抗体的嗜中性白细胞。该学者在1948年发表的红斑狼疮细胞的论文可称得上是风湿病学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里程碑。这种细胞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时全身多脏器发生了活动性炎症性过程的标志，识别这种细胞可使医师第一次对狼疮作出更快速更可靠的诊断。此后，哈格拉维斯医师及另一些学者很快发现了在周围血液标本中如何寻找狼疮细胞的方法，并证明70～80%活动性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血液中都存在这种细胞。再往后进而得知，差不多所有狼疮患者的血液标本中最终都能找到这种细胞。不过，最近一些年来，由于抗核抗体检测方法简单易行，比费时费力的狼疮细胞检查方法更加准确可靠，因此狼疮细胞检测目前已极少再被采用。研究者们后浪推前浪滚动前进，如是，在以后的年代里不断有新的发现。例如在1949年玛约(Mayo)医院的另一临床医师菲利浦·韩琪(Phillip  Hench)证明了当时新发现的考的松即肾上腺皮质激素能够治疗类风湿关节炎，这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发展史上的又一重大里程碑。菲利浦·韩琪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过诺贝尔奖金的风湿病学家。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红斑狼疮业已风靡全美国，并魔术般地立即拯救了无数重症狼疮病人的生命。20世纪50年代，狼疮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进展。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概念在这时已经成熟，并证明狼疮细胞事实上乃是自身免疫反应（抗核抗体反应）的一种表现 。这种见解导致了另一些自身抗体检测方法的问世，从而使医生能采用更精细、更可靠的方法来诊断本病。美国著名狼疮专家华莱士的良师益友艾德蒙·杜波依斯（Eamund Dobois)博士积累了1，000例确证无疑的狼疮病例，并成为第一批探讨狼疮自然病程和指导医生及患者如何最有效治疗该病的研究者之一。也是在这个年代，许多研究者证明了癌症的化学治疗药物如氮芥能配合肾上腺皮质激素从而有效的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的严重脏器损害性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