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似乎永远也不得安生。SARS的伤痛还没有抚平，H1N1的惊魂还没有镇定，超级细菌带毒的大戟又在我们面前晃动了。鉴于业界已确认它对现有抗生素具有超级耐药的天性，因此，虽然它还没有对我们发出冲锋的呐喊，卫生主管部门也已未雨绸缪，开始着手构筑防线，以期将这些“超人”御于国门之外了。用高墙深壑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思想自古有之。从秦到明，这一战争思想被一代代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挥得淋漓尽致，万里长城就是这种思想的杰作。对超级细菌，我们也有必要修筑这么一条长城，但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却还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

首先，我们要对已有的认识做彻底的检讨批判。超级细菌之所以被命名为“超级细菌”，是因为这种细菌对现有的大多数抗生素都有耐药性。也就是说，对现有抗生素的围攻，这种细菌或多或少都有破解之法，于是，现有抗生素对它无可奈何。正因为如此，该种细菌的发现研究者认为它们耐药能力非凡，十分可怕，故名之曰“超级细菌”。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我们对抗生素是多么的依赖，我们人类又是多么的自私。我们只关注人类自身的存在，以地球统治者的姿态，期望一切微生物都在人类发明的各种“抗生素”的掌控之下。一旦这种掌控不再有效，人类就会大惊失色，忐忑不安。那么，人类发明的各种“抗生素”能驾驭各种微生物于肱股之间吗?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抗生素的发现的确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抗生素却不可能成为人类统治微生物界的法宝，它们虽然渺小，但依然能够想出破解之法。因此，人类不应以统治者自居，用抗生素对微生物界搞所谓的“高压统治”，而应回到自然界所应处的位置，抗生素的功能，也应当回归它除暴安良的本位。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认识是，因为对现有抗生素几乎都有耐药性，超级细菌十分可怕。其实，超级细菌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类自己的贪婪。超级细菌的出现实际上是人类贪婪造成的作茧自缚。抗生素出现后，人类对这种上天的恩赐，没有像信徒珍惜圣水那样，只在需要时用上一滴，而是把它当成金钱的载体，财富的源泉。在利益的驱使下，抗生素滥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本来，抗生素是用来对付引起感染的暴徒的，但滥用以后，一些遵纪守法的良民甚至一些对暴徒有反制能力的微生物勇士也受到株连。它们不想亡国，它们思考进步，于是便有了细菌耐药。可以说，细菌耐药并不是一个新话题，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了，只是现在的这种细菌更加强大罢了。但是，即使超级细菌不出现，即使超级细菌最终走向灭亡，人类的贪婪早晚也会在微生物界再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叛逆者，因此，真正可怕的并不是超级细菌，而是超级细菌的始作俑者人类自己。

其次，在厘清认识上的错误后，我们必须尽快悬崖勒马，不要等到最后真的无药可用。要做到这点，不能只靠医生的良知，政府必须有所作为。从医疗角度，抗生素滥用的原因有二，一是为了经济效益，二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医疗纠纷。前者，是医生养家糊口的需要，如果没有这种需要，抗生素滥用问题不难解决;后者，则起因于患者对抗生素和感染关系的误解，以为用上抗生素感染就不会发生了，感染的发生和医生没用抗生素有关。预防性滥用抗生素是抗生素滥用的重灾区。其实，无论是手术病人还是非手术病人，是否会发生细菌感染和抗生素应用与否、用多大剂量不一定有直接关系。很多情况下，预防性应用抗生素是患者心安，医生理得，而其代价就是耐药菌的出现。因此，为避免更多超级细菌的出现，国家应该针对抗生素滥用问题制定相应的对策特别是保护医生教育患者的政策。

当然，面对超级细菌，我们不能只是抱怨而无所作为。其实，对付细菌感染，我们不是只有抗生素，我们还有更完备的消毒灭菌技术和各种清创引流技术，只是抗生素的发展，使人们误以为有了依靠，对这些技术慢慢忽视、冷落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成熟完备的技术应用好。面对敌人的航母，我们不一定要放核弹，高炮用好了也同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今超级细菌来了，我们未必需要马上造出应对它的抗生素核弹，用好常规武器，我们同样能够战胜它。

总之，铜墙铁壁保不住万世基业，再好的防线也会有疏漏之处，战胜超级细菌，关键是我们有刀枪不入的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