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焦虑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情感反应，既不可忽视，也不可不假思索地用焦虑解释一切。正确的认识、理解、面对，才是理性的做法。

一个朋友发来微信，告诉我她父亲最近调整药物之后发生的情况。“乏力、出汗、尿频，他觉得比以前更重了。。。”

她父亲糖尿病20年，7年前下肢带状疱疹，遗留了顽固的神经痛。大约半年后，他逐渐动作变慢，受累较重的刚好是发生带状疱疹的那一侧。没有人知道是神经痛导致的保护性动作减少，还是合并了帕金森病。

医生们通常比较倾向于用一个疾病解释发生在患者身上的全部情况，特别是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间相对比较接近的时候，专业术语叫做一元论。但事实上，有相当多的病例不得不用二元论解释。这时候，医生们会给出并列的诊断。在这些并列的诊断中，焦虑状态或焦虑症是非常常见的，尤其当症状持久而改善不明显时。

这位朋友的父亲也是如此，在出现动作慢两年以后，他被诊断了神经痛和帕金森综合征，接受了止痛和抗帕金森的药物治疗。但是，效果并不好。因为不能确定是不是典型的帕金森病，他的帕金森病药物浅尝辄止。来就诊的时候，他的动作迟缓病程已经超过6年，用的药物只有1.25片美多巴和2片泰舒达。

神经系统检查发现他主要的异常表现都在双下肢：肌张力增高，双足抬起吃力，用脚拍打地面的动作完成很差。起立和行走动作都很慢，行走时，他的表情是痛苦而紧张的。他没有震颤。双上肢经过诱发虽然也有肌张力增高的表现，但相对于下肢，上肢的症状显然是过轻了。问题又回到原点：到底是一元论还是二元论?如果一元论，我能否排除帕金森病的诊断?如果二元论，显然帕金森的治疗是不足的，需要增加药物。然而对于一个已经饱尝了痛苦六七年的患者来说，他对于任何药物的调整都是抱着又渴望又怀疑的态度的。

我决定先解决他的疼痛，经过慎重考虑，我首先处方了治疗神经痛的药物(加巴喷丁和神经妥乐平)，同时建议他去做一个用于检查多巴胺能系统功能的检查(DAT-PET)。如果这个检查没有异常的话，我就可以排除帕金森病的诊断了。我的朋友还带他去看了疼痛门诊，他于是同时用上了曲马多。

当我得知PET检查结果的时候，距离上次就诊已经过去了一个月。我的朋友在微信里跟我说，“其实我觉得他的心理问题也挺突出的，他有很多复杂的想法，总是研究药品说明，看自己是否发生副作用。有时候我都希望他不认识字。我接下来是不是应该带他去看心理科了?”

我翻出他的病历，细细地复习了一遍。我发现，这个同时有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疱疹后神经痛的服用着六、七种药物的77岁老人，在过去的6年当中，他的帕金森病的治疗被忽视了。差一点儿，凭借他女儿提供的“证词”，他可能又要增加一种抗焦虑药物了。

“TA显得很焦虑。。。”虽然焦虑有明确的诊断标准，但是有时医生们也很难不受接触过程中患者流露出的情绪影响，给他贴上焦虑的标签。毋庸置疑，抗焦虑药物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它能缓解患者过度激动的情绪，能改善睡眠，能减少因为体内5-HT调节障碍导致的一系列躯体化的症状。但是，我们有时是否过高地要求了患者对于疾病伴发情绪问题的控制，从而过多地诊断和治疗了这类患者呢?

一方面，焦虑从来就是我们人类这种智能生物在对抗压力时的一种条件反射。在这个充满压力和欲望的社会，人们也越来越容易在焦虑面前无处遁形。这些焦虑，有的是病理性的，有的仅仅是生理性的，跟每个人对于压力的应对方式有关。但是门诊短暂的沟通时间和鉴别所需要的专业背景使得区分不太可能，这使得抗焦虑药物处方量越来越大，并且经常在非精神科医生的处方中出现，特别是当躯体疾病久治不愈时。

另一方面，医生总是会担心自己开具的处方会不会有安全之虞，因此现代的药物治疗对药品安全性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是当使用多种药物时，合并药物的安全性医生们却很少考虑，而这却是重要而不可回避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而言。在导致老年人跌倒的诸多因素中，同时服用五种以上药物明确增加跌倒风险。医生的每一个诊断，对老年人而言都可能意味着很多。因此，“对于合并多种躯体疾病的老年患者，在考虑焦虑时需要更加细致的精神检查，包括既往的性格特点和应对模式，以评估焦虑的程度以及用药的必要性。”一位心理科医生这样说。

或许真正应该焦虑的，其实是医生对患者焦虑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