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医药。而最早的医药活动“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显示出神农这位氏族领袖实际上已经兼备了寻找食物与药物的双重责任。“一日而遇七十毒，得茶而解之”，既反映了当时条件的艰苦，环境的险恶，也明确了食疗是最早见于传说文献的治疗方法。《太平圣惠方》食治论:“夫上古之人，饮血茹毛，纯一受气，所食无滋味之爽，脏腑无烟火之毒，个遂其性，患害不生。神农始教播植五谷，钻火变腥，以有营为，触冒寒暑，故生疾苦，因以药石治之。是以有食便有药也。

原始社会的药物治疗基本上是单味药的咀嚼方法，出身于厨子的商代宰相伊尹发明的汤液，也就是把单味药的咀嚼变成现在还应用的一锅煮汤药，已经是划时代的发明了。而他所用的姜、桂、枣、甘草等常见调味品，就是中医最有名气的桂枝汤中的大部分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桂枝汤就是食疗第一方。桂枝汤方后“服已，须臾，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这一句话中稀粥就是大米粥。从而证明，桂枝汤不仅是最早的食疗方，而且应该是六味药。《伤寒论》中包括“将息如前法(桂枝汤)”的桂枝加附子汤、桂枝去芍药汤、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葛根汤等桂枝汤家族一共6个方剂都要“啜稀粥一升余，以助药力”，也就是其中都要用到大米。一斑窥豹，足见我们对《伤寒论》食疗的广泛性还知之甚少，对食疗的认识还在皮毛阶段。

周代的王宫中将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大类，食医“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馐、百酱、八珍之齐，”再次充分凸显了食疗的地位和作用。

战国时期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明确了食物的大体分类与养生保健作用：“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而“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五毒治病，十去其九。谷肉果菜，食养尽之”这一大段名言，何尝不是对经常用有毒药物治疗皮肤病的医生一种语重心长的教诲呢。

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已有“食治”专卷，《食疗本草》竟有200多种食药两用之品。宋代的《太平圣惠方》载有食疗专方160多首。明代大部头医术《普济方》则方法更多。如其中的鸡子清养颜方，我倒无所谓，但必然会令看到此书的美女，相见恨晚，怦然心动，“涂面驻颜：鸡子一枚，开孔，去黄留白，入金华姻脂，及桑硇少许，纸封，与鸡抱之，俟别卵抱出，以涂面。洗之不落，半年尚红也。”美女必起而行之，但不知桑硇何物，这正是我们要研究的，正如毛泽东所谓：“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医学是一个伟大的宝藏，应当努力发掘，萃取精华，加以提高，用于社会，服务于人民。《普济方》食治门还从大自然的视觉强调了食疗的理论基础：“夫天产动物，地产植物。阴阳禀质，气味浑然。饮食和德，适节而无过”。

《黄帝内经》早就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现在“治未病”的观念深入人心，专业人员也已登堂入室，而怎么治未病，用什么治未病的问题并没有明确解决。《太平圣惠方》食治论:“人之所依者，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治于烦毒者，药也;活命扶危者，医也。安人之本，必资与食，救疾之道，乃凭于药。故摄生者，先须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夫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清神爽志以资气血。若能用食平疴。适性遣病者，可谓上工矣。”

皮肤病种类繁多，自古至今，诊疗方法，代有发展，但现在仍然面临许多棘手问题，短期有效易，持久去根难，甚至好多病，无论中西医，都常常是有看法，没办法。那么，让我们从食疗这个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里，寻找并推荐行之有效、简便实用的方法吧。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没有翻不过去的山，为了天下人无关痛痒，让我们在治疗皮肤病的征途中，用《黄帝内经》“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句话共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