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年八月，2011北京国际疼痛论坛暨第五届全国临床疼痛学术会议在北京圆满落幕，您作为此次大会的开幕式主持人和讲者，请您谈谈对此次大会的看法?

这是世界疼痛医师协会中国分会单独举办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规模和效果都超过预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多学科交流的特点更加突出，是我国以往所有疼痛会议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一次。我本人也受益匪浅，例如这次会议之前我几乎是个三氧盲，会议期间参加了三氧医学专题会场，特别是通过观摩过三氧工作坊后，开始投入大量精力研究和应用三氧技术。实际上这次会议对我研究和应用三氧起到启蒙作用。

2 您和您的团队在二十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疼痛治疗朴素的“三先三后原则”和一个“金标准”：先安全后危险;先无创后有创;先简单后复杂。疼痛治疗的金标准：给病人提供我自己或我亲人愿意接受的治疗。请您谈谈您对这“三先三后原则”和一个“金标准”的理解?

我从事临床工作20年来，特别是2005年从美国回来后，几乎没有跟病人发生过冲突，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面对病人时总是用换位思考的原则。当我们站在病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时，我们的言行一定会受到病人的理解和欢迎，因为病人会觉得你充分考虑和尊重他的权益，自然就会得到他的信任。我遵从的所谓“三先三后”和 “金标准”都是站在病人利益的角度上考虑和制定出来的，这些原则和标准可从根本上避免医患对立。

3 疼痛的治疗往往涉及到麻醉疼痛科、神经内外科、康复科、骨科、肿瘤科、风湿科和中医科等多学科的密切合作，请您谈谈怎样进一步促进多学科的密切合作，更好地为患者解除病痛?

疼痛是人类的疼痛，是所有学科医生都会遇到症状或疾病，绝对不可能成为某一个特殊人群、更不可能成为某个特殊学科所有，更不可能被某个单一学科解决。这就是国际上统统将疼痛治疗机构称为“疼痛中心”，而不用“疼痛科”的科学原因。因此，我们只有不同学科团结协作才能又好又快地为病人解决痛苦。我曾经请教世界疼痛医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协和医院曾晓峰教授为何其他医院的风湿免疫科难以超越北京协和医院，是实验室条件制约还是风湿科医生难以培养?曾教授的回答是，因为风湿免疫疾病需要多学科合作，而我国还没有任何一个医院所有学科都如此强大的综合医院!我想，疼痛医学何尝不是如此，离开多学科合作将很难为疼痛病人，特别是疑难疼痛病人提供高水平的医疗服务。

4 您不仅在疼痛治疗中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还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文，并著有《临床疼痛治疗学》等著作和译著十余部，还承担多项科研课题，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将临床实践和临床科研紧密结合起来的吗?

上世纪胡适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等有实验室再做实验，等有图书馆再去读书，那么即使有了这些，你也不会去做实验和读书。我在国内的几个工作单位中，只有在阜外医院工作的时候刘进主任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研究条件，而在河北和北京玉泉医院工作期间的研究条件都非常简陋，但科研和教学是一种爱好或兴趣，只要你想做，总是可以创造条件、因地制宜地作出成绩来。早在河北的时候，我发现临床工作单调而枯燥的原因是缺乏实验研究的支持和相互结合，于是开始寻求与北医生理实验室开展合作，并积极介绍我国当时最有影响的疼痛学教授如严相默、宋文革和倪家骧等介绍给当时还属于政府不承认的疼痛学会前身。当时我经常的口头禅就是临床和基础的结合，实际上这个指导思想对推动后来我国疼痛医学及其组织的发展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以后到美国我才知道，美国医学院的多数实验室都是临床科室的附设研究机构，而且是美国评价学科水平的重要指标。因此基础和临床实践相结合在今天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仍然是推动学科发展最有效的途径。没有基础研究支持的学科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发展后劲。

5 您曾在英国牛津大学Churchill Hospital疼痛中心学习，2001~2004年间又在美国匹兹堡大学麻醉学系和疼痛医学中心留学深造，请您谈谈多年的海外留学经历对您的临床工作和学习有着怎样的帮助?

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总结出一个颠簸不破的真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上个世纪刘进主任派我去欧洲诸国和韩国等地考察学习疼痛学科的时候，我就明白当时我们国家在疼痛治疗理念、方法、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缺陷，特别是后来到美国长期学习后，对我从事医疗活动理念和行为准则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正是从这些经历中我懂得了，人只有广泛的见识，才能成为一个活的明白，死的没有遗憾的人。

6 请您谈谈目前国内的疼痛治疗在技术上和理念上与国外同行之间还存在哪些差距呢?

地区差异是我国所有领域共同存在的问题，在发达地区少数医院，很多新的药物和介入治疗等各种方法都可以开展，甚至可以用时髦来形容，但更多的单位，特别是欠发达和贫困地区设备简陋、观念和技术落后技术是普遍现象。

总体来讲，我国对疼痛医学体系的建设缺乏科学的理解，疼痛行为疗法，职业疗法 精神医学的应用和社会支持系统基本缺如。针对疼痛的多学科体系尚未诞生。

整体上评估，与美国等发达国家比，我国疼痛医学在理念上和技术上都有很长的路要走。

7 您从事临床麻醉与疼痛治疗工作近20年，擅长各种急、慢性疼痛的治疗，请您谈谈您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治疗中的宝贵经验。

神经病理性疼痛是一组令人难以琢磨甚至是魔鬼一般的疾病，对此虽然研究和投入很多，但尚无有突破性进展的迹象。治疗方法依然限于临时性抑制神经细胞兴奋性的药物和干扰疼痛信号传导的神经电刺激。但我们并非在神经病理性疼痛面前丝毫没有作为。第一，对急性疼痛积极治疗可以有效预防包括神经病理性疼痛在内的慢性疼痛的形成已经成为共识;第二，近年有研究显示，炎症在神经病理性疼痛扮演重要角色，而以往总是把两者人为区分开来，这一结论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预防和治疗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目前我们临床上治疗神经病理性疼痛多数情况仍处于 “试错(try and error)”阶段，开辟新的治疗途径事在必行。最近我的团队在中国科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航空总医院)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拥有电休克技术的疼痛中心，并在治疗未分类型面痛、顽固性头痛和幻肢痛等疾病方面取得一些进展。利用人类已有研究成果，结合我们自己专长，在带状疱疹后神经痛、脊髓损伤后疼痛和手术失败后腰背痛等方面都取得一些宝贵经验。

8 目前我国的疼痛治疗事业正蓬勃发展，疼痛专科也已正式列入医疗建制，请您谈谈您对中国疼痛事业未来的发展有怎样的期待呢?

与所有领域一样，我国疼痛医学事业发展的根本是培养一杰出的，至少是合格疼痛学家或医生。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一套科学和完整的人才培养和准入体系。在疼痛机构建立方面，应因地制宜，酌情建立症状疼痛门诊 (syndrome-oriented clinic)、单科疼痛门诊 (modality-oriented clinic)、疼痛门诊 (pain clinic)，多学科疼痛门诊(mutidisciplinary pain clinic)和多学科疼痛中心(mutidisciplinary pain cener, MPC)，以满足不同病人的需求。

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已有几个大学医院的疼痛机构在国际疼痛领域崭露头角，北京宣武医院倪家骧团队CT介导镇痛手术无论在质和量上都已经让国际同行刮目相看;而湘雅医院郭曲练研究组最近成功合成携带PKCγ基因的小发夹RNA片断，通过与慢病毒载体重组后注入大鼠蛛网膜下腔后对大鼠神经病理性疼痛有显著持久的镇痛作用，并对慢性吗啡耐受有显著持久的翻转作用，给基因技术征服顽固性疼痛带来一线曙光!这一发现受到国际最著名疼痛学家高度评价。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我国临床疼痛学家主导的研究从未如此收到国际同行关注，

我特别想说的是，医学最重要的原则是不伤害(first don’t harm)。实际上，即使在法律法规最为严格和完善的美国，过度有创治疗造成的“试错”费用上涨已经非常暴露。希望我国广大医生要高度警惕类似倾向，遵循循证医学规律，做到既要积极发展学科，也要避免给病人带来不必要的身体伤害和经济损失。